阿黑啊，真的说起来我都不记得它是什么时候被抱去我外婆家的了。比贝贝早还是晚？似乎是早，姨父从邻居家阿黑它妈刚生的一窝小仔里抱回来的。所以俗话叫“草狗”，就是没什么种的，跟小野狗差不多。起先大家都反对，觉得跟巷里的闲散人家一样养只草狗纯粹是吃饱了没事做。但是中风在床的外婆似乎有点喜欢它，这么才留下的。

我在大学时不知多久才去一次外婆家，阿黑又不像贝贝是受人之托从头就由我开始养的，所以小时候的阿黑没留下什么印象了。记忆里的阿黑是和贝贝联系在一起的，贝贝被送到外婆家之后，就产生了一家难容俩小狗的矛盾。记得一开始阿黑老是被欺负，就像乡下的野丫头被城里来的大小姐压迫一样，贝贝娇生惯养，脾气跟它原来的主人一样差，吃了自己碗里的，还占着阿黑的碗不准阿黑吃。外婆因为贝贝是我带回去的，也要偏爱一些，所以阿黑的地位一下子就没了。当时阿黑只是憋屈地在那儿顺从着。

其实贝贝也是亏了的。因为外婆家毕竟不会把这两条狗当宠物那么养着。那儿虽不算是乡下（曾经是），但显然也不是那种会有贵妇牵着披挂一身burberry的名狗散步的高档小区。巷子里尽是草狗，都是人家自家随意养着的。我小时候有段时间草狗群极鼎盛，跟我们一帮小屁孩有的一拼，东溜西窜的，风光一时。其中除了阿黑它妈——也叫阿黑，乡下人是不会给狗特别取名字的，黑的么就都叫阿黑了——最牛逼的就是阿黄，是只很大也很常见的那种大黄狗。阿黄从我记事起就有了好像，说不准比我还年长，住在它家主人的老母亲，一个老太太独居的小屋门口墙角的坑里，生过好多好多窝的小狗，可说子孙满天下。阿黄皮毛特好，油光光的及其顺滑，脾气也好，可以去摸它滑溜溜的毛，会很享受地眯起眼睛——它眼角是向下的那种，眉心有V型的深色斑点，看你的目光就像个微皱眉头、略忧郁但慈祥的老人。阿黄经常带着大大小小几代的野狗们来回溜达，或就是趴在邻居姨婆婆家门口眯着眼睛晒太阳，留意着经过的路人，不是本巷的就会叫两声，通常会引得整巷的野狗们跟着狂吠，吓得路人拔腿就跑，狗群们还会装模作样地追出去一阵，然后再踩着纷纷乱乱的小碎步得意洋洋地回来，像是整条巷子的守卫们凯旋归来一样。后来我上中学的时候，阿黄有天就失踪了，据说是被那些专打野狗然后杀了卖狗肉的人给打了去，还听巷里人绘声绘色地说起是先吃了他们扔下的有毒的食饵，然后被乱棍打晕就塞大袋子里去了。当时我很是伤心，还写了篇随笔交上去，感动了一下语文老师。现在想来也是伤心，因为记忆中阿黄死后，野狗群的盛世就这么落幕了，顺带着我在巷子里的童年也就散场了，一点痕迹也没留下。

言归正传。说到贝贝也是亏了的，是说它再怎么相对于阿黑更得宠，所得的待遇也是有限的。基本上就是当草狗养着了。唯一不同的是大多数时间阿黑和贝贝都被关在后面的院子里，很少放出去，因为当时的巷子已经不是原来的巷子——游荡的野狗们大都被城管专业的打狗队打灭了，剩下的三三两两也被各家主人关在家里——对我而言，还是因为那些经常串串门、坐在门口聊天晒太阳的老人们都相继去世了。

阿黄的老主人，那住在小破屋里，每天去对面儿子的新房里盛满一碗饭菜坐在门口的老阿婆，应该是最老的一位吧，我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走的，而且甚至不记得我有没有招呼过她，叫过阿婆还是没有——虽然我和她家的孙子阿二头还有孙女秋兰是从小玩在一起的，但是她儿子（好像叫五大？土话发音，不知道究竟怎么写法）很是魁梧彪悍的模样，所以小时候心里总是对他家有点怵怵的，不敢接近。其实五大应该是个大大咧咧的好人，因为后来有次居委里评十佳家庭，每户人家门口都有个金灿灿的奖板，上面写着十条标准，达到的标准上面就有颗小红星，也不知道是谁负责评的。我家历来和隔壁不和，跟世仇似的，估计是我出生前的事情，跟两家建房子时划地有争相关吧。两家大人抡起铁锹来打得头破血流也是有的——记得姨父刚入赘到我家就很可怜地被卷进去大干了一场，也不知后来脑袋上缝了多少针——而邻居家被打的那位则穿着血衣去父亲单位闹事。所以我们两家都是9颗星，唯独都在“邻里和睦”这一项上缺了。五大呢，就很彪悍地把自家门口板上的星星都撕了下来，把几家邻居们，包括我们这儿两冤家，都贴成了十颗星……最后居委会就放弃了这个做法。五大虽然满脸络腮一派粗旷，他儿子女儿倒是都很标致，不过阿二头小时候脏兮兮的很野性，会带着我们冲到他奶奶小屋拿着菜刀砍观音像，还经常坐在秋兰身上欺负她，不过印象中姐弟俩应该还是蛮好的。我上学搬新家到市区，不再住外婆家之后便很少再见到他们，听说很野的阿二头越长越清秀，不过变得特害羞，都不怎么出门了。每周我去外婆家的时候偶尔在他家门口见到，也是互相很轻地笑笑算是招呼一声，竟有些尴尬的样子。已经有城里小孩和乡下小孩的距离了么？现在他们大概都已在某处结婚生子了吧。

还有我叫姨婆婆的那位，我很小时候她经常去长途汽车站那儿卖茶叶蛋，那时大概就有类似现在城管模样的人抽查，赶小贩，所以我记得从托儿所回来坐在爸爸自行车上快到家（小时候全家都住在外婆家）的路边常会碰到姨婆婆推着卖茶叶蛋的小车往回赶，见到了就给我个茶叶蛋吃。听说她家曾经也是在巷子里辉煌过的，儿子做生意赚了点小钱，可惜很快就赌博输光了，还进了监狱，于是全家就这么没落了。她孙子比我大几岁，当时是死党一样的性质，就是在我家玩，懒下楼去上厕所，两个人就都尿在阿姨房间的新买的吸尘器里的那种哥们。当时吸尘器可是新鲜玩意儿，很珍贵的。我阿姨后来吸着地感觉出异味儿时……我也记不得她是什么感想了。另，我羽毛球就是很小的时候他教的，虽然没正式练过，现在想来他也是打得很好的，总之印象中一直是个高高瘦瘦、聪明有天赋的、领导我们一帮小孩子打打闹闹不怎么守规矩的大孩子。然后自然是家道没落的关系，他也就不知哪儿混生活去了。某年听说他去了一家摄影楼当学徒，真的还揣了个相机到我姑姑家找我出去拍过两张。（当时姑姑家离外婆家很近，特别是姑姑家有了台386电脑之后，每周我去外婆家就成了走过场，打个招呼就跑去姑姑家玩电脑游戏了，或者打牌，我的麻将就是在那儿学的，有次输了整一下午，回家后就郁闷地发烧了。姑姑家还会炸很好吃的猪排——用擀面杖碾碎饼干屑再加蛋清自己调料的那种，还有姑父一粒粒挑掉籽儿后才端上来西瓜，还有煮得奶白奶白的鱼汤——绝对不是现在酒楼里加了料儿才那么白的烧法，两条鱼只炖那么鲜美的一小碗……不啻是享福的天堂。可怜我卧床的外婆，每周望穿秋水也就见我两秒钟——到达时问候一声就跑去姑姑家了，晚上在外婆床头说声拜拜就回家了……再几年我玩腻了姑姑家日渐老旧的电脑，外婆这儿又被妈妈掀起了打牌风，风水台转，我就改整个周末都赖在外婆家打牌了，因为外婆家就是阿姨家，加上院子后面楼房的叔公家，打牌的人总嫌有余，自然就有上不了牌桌的人负责端茶送水，切好水果插好牙签，一般还有煮玉米、南瓜汤、桂花芋头、烤红薯等母亲偏好的粗粮小食翻着花样上场以解牌场疲劳——阿姨和姨父都是很擅长做菜的。渐渐地也就不怎么往姑姑家跑了，以至于轮到姑姑她们望穿秋水，某次她们知道我在外婆家——按照惯例总是要顺便去姑姑家一下的，不打牌不打游戏坐坐也好——结果等到天黑也没盼着，其实我在外婆家打完牌就自个儿回家了。后来表姐跟我提起，说姑父最后叹了口气，说鸟儿大了，总是留不住的，颇有几分落寞的神情……）回到姨婆婆的孙子，他叫会会，最后来找我的一次就是去新村的小花园里拍了那么几张照，还真把照片洗出来了后来——那时我戴着厚厚的眼镜，已是一副书呆子模样，估计那几张照片是会深锁屉柜无缘见世人了。再后来听说他胆子大到跟摄影楼老板的马子拍拖，被人教训，打断了腿。又有吸毒什么的传闻，总之就是从此杳无音讯。姨婆婆家三代就这么彻底没落。再后来就是听说姨婆婆得了什么癌，引发肺积水，没钱，久积不治就去世了。当时我已经在上海读大学，这些都是某假日回外婆家探望，在牌桌上作为八卦辅料听大人们谈起的。

另外还有芳芳家的爷爷奶奶。可能因为她家算是巷里家境矫好的一户，小时候总觉得芳芳是富贵小姐，其他小孩，包括我，都自不自觉地会让着点。父母可能也觉得这样干净的正经人家，托着比较放心，所以我记得幼儿园那么大的时候经常去她家玩——她家有我喜欢的那种搭房子的玩具——还一起午睡来着，这倒是真的记不真切了。有次全体小朋友都在我家楼上玩，开大会，我还凑着吸尘器的管子（对，还是那只当过尿壶的吸尘器）作为话筒，当众宣布：以后芳芳要做我老婆的～ 俨然是门当户对自订娃娃亲的那种。母亲和阿姨后来似乎抱怨过芳芳越长越胖，没灵气了——当然这不是没结成娃娃亲的原因——她家后来也跟我家一样，大人们带着小孩搬城里的楼房去了，只留下了老人。外婆中风后，一开始每日还会由保姆搀扶着在巷里走走，试图锻炼着恢复。有日她们走到芳芳家门口，外婆突然就指着门里咿咿哇哇地摇手顿脚，保姆以为外婆又莫名其妙发小孩脾气了，老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从芳芳家门口看进去，她爷爷倒在地上，而骨折后在轮椅上的奶奶则颤颤巍巍地试图搀扶。后来喊来了人送去医院，终于还是没抢救过来中风而去。——外婆中风后虽然脑子不怎么清楚，经过巷里这些老邻居的门口还是记得会看看的。芳芳的奶奶没多久也抑郁而终。而我阿姨刚才电话里回忆的版本，却是位置反了一下，说是芳芳奶奶先跌在地上身亡，她爷爷而后得癌症去世的。